其二，从预算制定到审计的一系列程序得以标准化、制度化。

这里的宪法性文件是在狭义上来界定的，也即在宪法典颁布之前颁布的、事实上起到宪法作用的文件。宪法渊源显然不属于前两种情形：它在绝大多数宪法学教材中都被置于宪法学基本概念或范畴的章节之中，本身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饶龙飞：《论违宪审查依据的范围——以宪法渊源为参照》，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尤其是以下三类材料，经常被误列为宪法渊源。因为合宪性解释虽然往往被与其他解释方法并列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之一，但它并非像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那样纯粹属于学理上的主张，而是来自于法秩序本身的统一性要求。[35]当然，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理论上也可经由司法先例来确立某种认知渊源。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56]参见[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概言之，法必然是法源，但法源未必都是法，法源是一个在外延上比法更宽泛的概念。[16]New York Times Co.v. Sullivan，376 U.S.254. [17]关于‘吕特事件之判决，黄启祯译，载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编：《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一）》，司法院1990年版，第100页。

一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混同。而公共价值秩序，是基本权利作为防御权和受保护权双重主观公权利的价值延伸，为国家介入私人领域划定了范围，使基本权利可以辐射到所有具有公共性的法律领域。可见，对于实在法上的问题，概念命题和实在法命题是适度分离的。[24]第一组的确包含了合宪性审查，但其内涵却不限于此。

其背后的蕴涵是：如果法律与宪法不抵触，宪法可以在普通司法程序适用。立法、法律适用和法律合宪争议处理是体现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三个基本维度，其分别对应着宪法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三重关系。

[1]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姑且不论陈文的法理学分析本身是否成立，即使成立，也不必然意味着宪法具体化肯定论的不成立。由此可见，对于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讨论，在宪法和法律的关系意义上探讨不仅可以成立，而且也只有这种意义上的讨论才有实际价值。[7]参见前引注[1]，张翔文。

就此而言，变更规则是承认规则的具体化或者至少部分是其具体化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同时，即使需要具体化的宪法规范，如果相关立法尚未出台，直接或者间接适用宪法裁判案件也是一种妥当的选择。然而，一阶价值共识的重要程度就一定弱于二阶价值共识吗？以是否存在分歧来区分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及其重要程度又是否成立？ 事实上，一阶价值共识并不一定弱于二阶价值共识，只不过没有产生分歧而已。将部门法是宪法具体化这一应然的表述，理解为是一种客观事实，明显是对实然和应然的混淆不清。

首先，在拉兹的宪法概念中，其第7项特征仅强调公共价值共识，并没有一阶和二阶之分。[36]言下之意，承认规则和变更规则均包含了立法授权的内容，但承认规则是终极判准，其更为原则和抽象，而变更规则更侧重于细节。

陈文之所以会得出宪法具体化会导致部门法冗余的结论，其原因之一是：承认宪法具体化必然连带承认部门法只是可省略的中间环节，并存在着直接将宪法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可能。（二）对拉兹宪法概念的不当化约 当然，常识并非真理。

理论批判一般发生于法理学分析和教义学分析不一致的情形。根据陈文的分析，解决价值分歧的价值共识主要是指民主，因为只有通过民主的多数决才能形成关于解决分歧的价值共识。陈文仅在一阶规则的意义上界定部门法，不仅与后续提出的宪法是承认规则自相矛盾，并且以此为基础推导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具有片面性。（2）二阶规则是授权规则。借用拉兹的理论，陈文将宪法的性质分为概念命题、实在法命题和价值命题三个命题，分别展开与这三个命题对应的法理学、宪法教义学和政治哲学分析。[29] 关于宪法具体化的界定，张翔提出的框架秩序说颇具代表性，可以作为讨论的前提。

陈文在界定法律总则系来自法律内容的一般化处理，并且也能够普遍适用那些法律内容的含义后，得出宪法是最高法会导致宪法是法律总则的结论，似乎就体现了这样的努力。因为，关于宪法的政治哲学分析只是回答了为什么需要宪法以及宪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其与宪法实际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由宪法统领法秩序根本上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其也通过语义和逻辑分析展开了对宪法具体化的初步反省，指出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在逻辑方面的错误。因为，这会引发双重计算错误，一种类似于强迫症患者反复锁门的非理性错误。

更何况，哈特的理论与陈文所说的不支持宪法具体化恰恰相反，而是能够支持宪法具体化。[2]前引注[1]，陈景辉文。

（2）宪法是对法律内容的一般化处理。如前所述，通过对拉兹宪法概念的修正，我们大致得出宪法是最高法和公法的实在法命题。但是，陈文忽略了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其推理的第二步或许符合一般形式逻辑，但并不符合宪法学的理论逻辑。近来，争论延伸到一般性的宪法和部门法关系领域。

[4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5页。就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而言，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宪法确立的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将基本权利的限制加以具体化。

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拉兹宪法概念的第4项特征为，宪法是最高法，与宪法冲突的普通法律是无效或不得适用的。

如果正确理解拉兹的宪法概念和哈特的规则理论，实在法命题、概念命题和价值命题不仅不否定宪法具体化，反而均可为宪法具体化提供理论支持。同样的法律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了不同含义。

根据陈文的分析过程，所谓法理学分析，是对法律的整体性分析，这种分析会跳离法教义学分析所依赖的文本，而从更为抽象的意义上揭示法律的性质。[30]这种具体化既不是法律分则对总则意义上的具体化，也不是法律规则对原则意义上的具体化，而是在宪法设定的框架秩序范围内自由形成的具体化。[10]参见陈景辉在《宪法的性质：法理学与宪法学的对话》讲座上的发言，载学术华政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28日。如果抛开宪法学基本原理，这一推理的过程似乎并无问题。

在宪法和法律关系意义上讨论宪法和部门法关系，可使组织法或者组织法部门不至于被遗漏，也能凸显二者之间的最高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属性。[27]See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5. [28][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现代的国法，是以区别其全部为公法或私法为当然的前提的，对于国家的一切制定法规，若不究明该规定为属于公法或私法，而即欲明瞭其所生的效果和内容，盖不可能。第1项特征描述了宪法作为组织法的含义。

间接理论批判，则是不直接面对实在法具体问题的抽象化理论分析，其以间接方式促进法教义学自我反思和革新。这种对价值命题的化约值得怀疑。